[55]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内容并不独立于刑法典而存在，发布后就属于刑法典被修正部分的内容，成为刑法典的一部分，取得与刑法典一样的效力。
[30]在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认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习近平在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稿的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宪法意识 党的领导 合宪性审查 。[32]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7]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宪法理论达到一个新高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高度重视宪法，而且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的基础上，对宪法有关重要问题作出了发展和创新。2020年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宪法解释工作，积极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努力实现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
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还首次直接通过网络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民众留言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1000余条建议。[14]金融监管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名称上就表述为通报批评的制裁措施。
[15]但是，从同一行政主体在发布行为的范围宽窄不同方面而言，只是表现为行政主体主观意愿达成的法律效果的程度差异而已，即对名誉减损和社会评价程度降低量方面的差异，行为属性方面并无二致。《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 50条规定：……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拒不改正的股东，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单独或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予以联合惩戒，可通报、公开谴责、……。（4）正因为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具有这些严重影响权益的后果，所以，为了防止出现无法获得实质性救济的损害结果，在作出相应处罚之时，应严格适用新法规定的各种事前程序，如听证、申辩等程序。之所以选择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为例以检视，是因为通过秩序—制裁的框架可以发现，在广泛的行政权介入市场进行管理的制度中，违反年度报告义务应该属于对工商秩序最轻微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但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即名誉减损或社会评价降低方面的程度，则并不与此对应。
换而言之，法律上的通报批评用语，可以容纳各种具有共同特征的名誉罚，或者说可以基于类的共同性，通报批评作为行政处罚的一个种类，可以涵摄所有通过向社会公布的方式，以减损名誉、降低社会评价为法律效果的行政处罚。前注 [4]，应松年主编书，第 228 页。
四、通报批评的实际法律效果：以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为例的检视 新法将通报批评设定为行政处罚的一个一般类型，而非行政处罚的具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设定的协助计划生育管理义务者尽管在条款文字中没有直接规定单位的义务，但从实际承担义务者的情况看，也是单位或主要是单位。但是，《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设定的制裁责任主体除了相应的企业之外，第17条第2款还进一步规定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概括而言，即使是最轻的违反法制性的行为，也会因此必须承担极重且难以限定边界的制裁。
根据黄海华的整理，[7]目前共有7部法律、19件行政法规和8件部门规章以及14件地方性法规规定了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当然，从广义的范围理解，两者都可以纳入广义的被公布对象非法事实之内。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修复或遗忘权方面的法律措施，只能从政府特定的政府数据库中将相应相对人的有关信息抹除或者移除，即只是在该特定数据库中无法检索到相关信息而已，但根本无法消除已经存在于社会各处的相关记录，而这些记录则无法避免被非常容易地检索到，这意味着目前根本无法消除广泛的社会影响。批评的名称直接表现出的不是中性的呈现客观事实，而是具有对行政相对人谴责和否定性评价的价值判断。
因此，在秩序—制裁的框架结构中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明确两点事项： 其一，由于其中警告为现行法固有的种类，因此，新增加的通报批评在制裁方面，即行政处罚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应该是与现行法中警告的法律效果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从这7部规定了通报批评的法律规定看，这几部法律设定的需要维护的法律秩序并不具有共同的属性，如果仅从其表现出的特征，那么大致可以看到相关法律中需要保护的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大多数属于程序性义务。
除了法定的措施所导致的社会性制裁之外，还存在着来自事实上的制裁制度所设置的责任。[17]从制度整体性启动的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国务院 2014 年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起，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
其二，法律效果的存在方式。三、实质性的通报批评 （一）狭义的与广义的通报批评 在秩序—制裁框架中，警告与通报批评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关键在于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制裁是否减损了行政相对人的名誉，降低了其社会评价。《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17条第1款规定，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提醒其履行公示义务。但是，在这项制度实施后，有大量企业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20]既有的文献中，胡建淼、张晓莹等学者的研究也指出了列入失信名单或黑名单这类的做法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此后，国务院2014年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普遍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文法制定中也随之大规模地出现了这种制裁措施体系，[17]且目前已逐渐成为立法中的标配性设置。
这方面的特点或许立法之时没有予以足够关注，而这项遗憾需要在法适用的层面予以填补。二、形式上的通报批评 （一）行政处罚的基本法律结构 在修订《行政处罚法》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如何界定行政处罚的定义，始终是一大讨论话题。
确立该项制度改革的核心法制度是行政法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年10月1日施行），与其相配套的还有以其为制定根据的多部行政规章。所谓第二层次的义务，是指社会成员因违反第一层次的义务所导致的应该承受的法定制裁。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设立的法律秩序备案和公示义务制度，属于信息报告和公示义务履行方面的秩序，设置的是程序性义务，并不对实体法律关系方面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而言，这些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101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46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9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6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71条第2款（以下内容如无特别需要，将省略法律的具体条款标号）。
另外，有的法规范只是笼统地规定为公布违法事实，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第68条规定，参加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人员收受供应商及有关单位的财物或者牟取利益的，向外泄露评审情况和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所获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属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取消其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并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予以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针对的是第69条所列出的第2项规定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以及第6项在医疗救治过程中未按照规定保管医学记录资料的。而与此相对，同样置于第8条之中的其他几个种类的行政处罚行为，都明显显现出法律效果的特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3条对于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28条对于违反本法规定，事故单位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未进行处置、报告的行为，最轻给予警告处罚。
[10] 由于行政实务中存在着将《行政处罚法》第 8 条规定的内容理解为是行政处罚的名称，因此在修法过程中有观点指出，需要强调相关内容并非是处罚的名称，而是类别。对于违反这些秩序的行为作出通报批评，在我国的行政法理论中如不能采用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方法，则难以归入行政处罚的范围之内。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新法适用相应的法规范进行法解释时，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本文对新法第9条规定的通报批评的分析，只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第1条），从法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在宏观层面上将共同具有减损名誉和降低社会评价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归入通报批评这一行政处罚种类之中，使《行政处罚法》可以规范这类行政处罚。[13]参见前注[3]，黄海华文，第 38页，尤其是注释 47。
[12]第二个方面是行政主体通过事实表述方式作出通报批评，这是指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行为内容中只是表述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对法律效果表述意见。在这些规定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存在着这些制裁规定： （1）列异名单，即列入经营异常名单。
这项事实上的制裁制度的形式通常是以《联合通知》或《备忘录》等名称的文件方式发布，因此这种事实上的制裁制度不仅具有脱法性，[27]且相应当事人基本无法事前明了相关内容。由于警告被定位为名誉罚，即行政处罚行为针对的是行政相对人的人格性权益，通过制裁，产生名誉减损和社会评价降低的法律效果，因此，作为行政行为的警告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应该是对被处罚相对人个人利益的名誉减损或社会声誉的贬低。在微观上，也可以使受到通报批评的具体的社会主体，通过适用行政诉讼等法律制度，就其遭受侵害的名誉等权益寻求法律救济途径。公布违法事实也属于黑名单制度中的一种。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就概念的一般使用范围以及性质而言，通报批评一词并非只是用于行政处罚的法律领域中，其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属于常用词汇。[28] （四）制裁的结构问题 在秩序—制裁框架之内概括上述内容，就可以看到，为了法定的企业信息提交和公示义务的履行切实能够得到保障，即信息备案的程序性秩序能得到维护，相应的法规范设置了多层制裁制度。
由此可见，公开谴责主要集中在金融监管领域之中。具有这样身份标记性名称的名单本身就直接降低了纳入其中的行政相对人在相应社会关系环境之中的可信程度，可以说纳入名单的结果就意味着直接减损了其名誉和降低了其社会评价程度。
在此之后，如果相关企业被列异届满3年仍未履行上述公示义务，市场监管机关将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以及《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部门规章，2016年4月1日施行）第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发布将该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公告》（实务部门将此简称为列严，本文以下部分也采用此简称），决定将该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3）目前学界提出较多的法律救济方式是修复或设置所谓遗忘权，但在行政处罚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成熟，其至今也欠缺制度上和技术上的有效方法。
